“一带一路”: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机遇

历史上，西北民族地区多被恒定为“边缘”范畴，同时也预设着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其社会稳定与否常常与王朝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国际化的今天，西北民族地区不仅拱卫国家核心区域的战略发展，同时自身也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以及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和前沿区域，并逐渐从过去的“边缘地区”、“封闭半封闭地带”演变成今天的“中心地带”、“活跃区域”。“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由于受到传统民族分离势力、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社会转型步伐加快等影响，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面临着全新挑战。作为统筹、平衡、协调国内、国际发展的重大战略，“一带一路”不仅为治理社会稳定创造了重大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现实挑战。因此，内置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考量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不仅全景式展现了该地区社会稳定的总体态势，对于重构稳定、和谐的安全社会环境同样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大关系 “一带一路”凭借历史记忆、借助历史符号让古丝绸之路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自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提出“新丝绸之路”战略到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出台，至今已经走过了从规划——布局——落实的阶段性发展过程。在路上“一带三条线”，海上“一路两重点”的总体布局中，西北地区自然成为其核心支撑地区：新疆被定位为“一带”核心区；甘肃为“一带”黄金段；宁夏为“一带”战略支点；陕西为“重要支点”；青海为“向西开放的主阵地”；其中，陕、甘、宁、青被共同确立为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西安、兰州、西宁等为重点规划城市。鉴于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进一步激活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而且对有效治理和维护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带来了重要机遇。 (一)有助于推动西北民族地区全面发展、夯实社会稳定的根基 囿于地理环境、自然禀赋以及国家不均衡发展战略等多重影响，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长期滞后于东部发达地区。在西北边疆以及少数民族群众居住相对集中的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贫困人口占据比例较大，普通群众接受教育年限较短，宗教意识浓厚，而“极端主义往往能够在贫困人口中间找到市场，贫困人口较之富裕人口往往更易被极端主义所动员，并且容易走向暴力”[1]，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经济发展首当其冲成为当前西北民族地区的第一要务，尽管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当前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遇到的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减缓或者压缩分裂势力动员群众的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分裂势力蛊惑普通群众的社会和物质基础，最大程度地降低暴恐事件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消解和清除覆盖在西北民族地区的贫困土壤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新疆时所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新疆问题的总钥匙。”[2] “一带一路”战略为推动西北民族地区全面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首先，这条以“金融、贸易、基础设施、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时空走廊”必将会带动西北民族地区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基础设施是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通过西北民族地区以及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提升，有助于西北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以及沿线国家之间融合式发展，可以释放该地区对外开放更大的活动空间，提振经济增长的动力；再次，以资源开发、能源运输、境外旅游、边贸服务、合作办学等为新内容，不断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培育西北民族地区经济新增长点，使该地区成长为助推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西北民族地区必然会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而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又会进一步夯实社会稳定的根基。 (二)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交往，形成治理社会稳定的合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早已突破传统安全威胁的范畴，特别是近几年来，环境污染、毒品走私、偷越国境、跨国经济犯罪[3]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越发受到人们的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具有特定国家或者民族属性，其主体大多是受经济利益驱动，并容易对本国或者他国造成生命以及经济损失。因其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界限，在治理过程中，往往需要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际组织、国家与公民个体之间的有力配合，才能形成治理合力。西北民族地区作为多民族共聚、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区，存在着多个语言和宗教上相同、习俗上相近的跨境民族，国内相关民族在生产与生活过程中容易受到跨境民族的影响。除此之外，目前西北民族地区在非传统领域面临的最大威胁主要来自于“三股势力”的破坏。在新疆，近几年暴恐事件频发，造成了大量生命和财产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宏观战略的部署和实施。现实中，上述问题往往是境内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治理变得的更加错综复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的非传统安全隐患，需要各国超越一般的经济利益范畴，树立“安全共同体意识”，采取合作共治的手段，建构区域间的新型安全体系。“一带一路”战略为各国进行有效合作与对话搭建了理想平台，通过相互结伴与深刻融合的方式，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共同治理架构。鉴于此，“一带一路”战略无论是近期目标还是长远打算，其规划都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金融、贸易、基础设施之间的良好合作，而是要通过利益共享，打造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并通过协商、对话、谈判、交流等渠道和方式推动包括维护稳定在内的广泛国际合作，从而形成治理合力。 (三)有助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为治理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历史上，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容易受到周边环境和局势的影响。首先，周边国家国内政治局势稳定，社会和谐，社会处于良性、健康的发展状态，则对我国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正向功能。反之，如果一国领导人更替频繁，相关治理政策和措施不具有连续性，社会不稳定系数则会增加，甚至威胁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其次，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可能导致社会安全形势恶化，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滞后引起的国内动乱会影响我国相关地区的开发力度和对外开放空间；再次，我国西北民族地区周边总体局势不容乐观，毗邻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国情差异较大，部分国家政治生态脆弱，社会冲突不断，国内稳定局势令人堪忧。此外，美、俄等大国为争夺势力范围，在周边地区进行的政治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国家的政治倾向以及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不仅加剧了该地区社会稳定的复杂性，也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一带一路”战略对于改善周边社会环境、促进毗邻国家经济发展，表现出多重效应。首先，“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周边国家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深刻融入区域一体化格局中，以优势互补为条件助推经济发展，奠定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从经济层面切断外围影响社会稳定的“互动源”和“感染源”；其次，有助于周边国家的国土开发，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能源、金融、贸易领域的广泛合作，分享更多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红利，以共同利益为主导优化我国周边社会环境；再次，以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4]为新契机，改变中国与其他大国以及沿线国家在外交层面“零和博弈”的惯性思维逻辑，有助于以平等、合作、包容为基础，通过协商、对话、谈判等方式解决包括边境安全在内的诸多问题，为我国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提供更多外部支撑。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了西北民族地区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被帮扶”发展为“经济新增长点”、从“神经末梢”过渡到“前沿阵地”的转变，不仅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给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创造了重要机遇。只有准确把握这一战略机遇，才能充分发挥西北民族地区的“战略支撑”作用，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践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在促进国际合作与交往、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地缘政治局势、大国势力的干扰与现代化建设中的安全挑战，科学判断和准确分析影响西北民族地区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社会稳定风险，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 首先，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种种风险和挑战。在沿线国家中，与西北地区毗邻的中亚国家总体来说国内经济恢复较为缓慢，商品贸易过境能力有限，各国发展差异较大，国与国之间矛盾不断。其中，塔、乌，吉、乌，吉、塔之间就边界问题还未完全划定，并时常发生冲突，各方围绕飞地、领土争端、水资源等发生的纠纷严重恶化了我国周边环境，直接影响上合组织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运作和实施，不利于我国西北民族社会稳定的治理。 其次，由于中亚民族、宗教众多，各国实行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加之各国之间由于历史问题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域内复杂多变，这就为“三股势力”的出现提供了方便[5]。目前，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境外“三股势力”必定会借国际交往、文化交流、外出学习、异国经商、宗教朝觐等机会大肆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此外，中亚地区的特殊地缘风险还有可能将中东地区叙利亚和伊朗等国家的极端分子引入其内，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巨大挑战，并使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承受更大压力。 再次，部分国家对来势凶猛的开发战略存有矛盾心理并保持谨慎态度。其中，吉尔吉斯斯坦于2013年12月宣布退出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一带一路”战略初期合作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现实中，沿线国家是中国周边安全稳定环境的重要缓冲区和依托地带，部分国家抱着“国家必霸”的惯性逻辑思维，不是将其看作是机遇，而是担心中国借经济合作进行战略扩张，有可能加紧与其他大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共同围堵并干扰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开发战略，这必将增大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的危险系数。 (二)大国势力的干扰 任何一项战略的实施都离不开外在环境的影响，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这一构想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合作与支持，有观望与怀疑，也有抵制与阻挠，各种声音不绝于耳，其中，大国心态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践有着重要影响。 出于战略利益的考量，部分大国对“一带一路”战略做出了错误研判，并将其看作是中国向沿线地区进行势力渗透、对外战略扩展以及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举措。尽管中国对此做出了诸多努力并以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声明了自己的良好愿望和主张，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个别大国仍然存在种种误读，甚至采取反制措施加以排挤、牵制和阻挠。其中，美、日的态度最具代表性。美国的TPP(“新丝绸之路”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出台明显具有制约、平衡、排挤、打压“一带一路”战略生存空间和活动范围的意图，并对其他域外国家或是外交施压或是通过直接警告等方式千方百计阻挠其加入，在这些国家的媒体和学术领域，更是有人将这一倡议比喻为：“中国版马歇尔论”、“中国版再平衡论”、“中国经济自我救赎论”、“中国新怀柔政策论”[6]。总之，企图以升级版的“中国威胁论”混淆视听，达到弱化和牵制我国宏观战略的目的。 西北民族地区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和核心支撑区自然成为部分大国干扰和破坏的突破口。其途径和手段主要以下几种：一是强化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鼓励民众通过“颜色革命”或者“街头暴力”抑或扶持“反对派上台”等方式作乱西北地区周边国家，并将其“祸水”引致我国境内，从而破坏边疆地区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利用“疆独”问题[7]并联合国际反华、排华势力借“人权、民主”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甚至通过直接支持国内的分裂势力扰乱和牵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此消解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成效，加剧治理社会稳定的难度。 (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必然会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激活经济发展的活力，丰富对外开放的政策内涵，扩充资本“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活动空间。但伴随“一带一路”战略向现代化在提供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自身也面临着诸多影响社会稳定方面的挑战。 第一，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国家实行的由点到面、由沿海到内陆的梯度式发展战略使得各个地区在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程度上起点不一，总体呈现“东强西弱、海强边弱”的局面。“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尽管各省都具有明确的自我定位，但东部地区凭借人才、资本、技术等优势，使经济发展在短期内仍然领先于西北民族地区。此外，即使在西北地区，各省发展情况、民族成分、自然资源迥异，承接“一带一路”战略的责任和义务不同，受到周边国际政治环境复杂因素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发展也必然呈现出不同的态势，由此导致民众的心理失衡，这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变量。如部分文化层次较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能力较差的民众容易产生彷徨和无助感，社会弱势、边缘群体由于发展差距过大容易产生被剥夺感，这些社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对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现实提出了挑战。 第二，社会转型期认同弱化的风险凸出。如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8]现代化加速了社会转型的步伐，这一过程也必然伴随社会结构、阶层以及利益分化加剧。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利益格局调整和经济利益分化，必然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而这些矛盾最终将以观念、思维的方式表现出来，集中地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形成意识形态多元现状，导致国家与民族认同弱化的风险越发显著。对执政党、国家、民族、制度、文化、道路、理论的认同是增加民族凝聚力、实现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西北民族地区还存在着诸多影响认同的风险和挑战。“一带一路”战略加速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步伐和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空间，各种“思潮”、“主义”、“观点”有可能趁虚而入，一旦受到“极端”、“狭隘”思想的腐蚀，容易削弱当地民众的文化认同基础，降低对中国特色理论、制度和道路的自信心，并以观念的方式反映在不同民族的社会认知、社会心理和社会态度等方面。 第三，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导致社会矛盾增多。“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速了西北民族地区与内陆一体化的进程，使不同民族之间的双向交流互动日益频繁，强化了国家与民族认同的社会基础，有助于从长远角度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但社会习俗、文化理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不同的群众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点，这些异质性因素可能会导致不同民族群众在交流互动过程中产生碰撞和摩擦，甚至可能将小的社会冲突与矛盾演化为威胁社会安全的公共社会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冲击和破坏。 总之，未来，“一带一路”战略必然是机遇与挑战同行，如何规避和克服建设中的风险与威胁是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它不仅关系到西北民族地区战略支撑作用的充分发挥，更关系到“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践。 三、“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新思路 西北民族地区作为战略支撑区，决定了加强其社会稳定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特殊价值。“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面临来自国内、国际等多方面的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既要积极应对短时间内爆发出的冲突和威胁，防止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干扰和破坏，更要注重从长远角度以社会公平、公正为基础加强治理社会稳定能力建设，从总体上建构维护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一)着力提升政府治理社会稳定的能力 置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提升政府和干部队伍治理社会稳定的能力，是建构西北民族地区稳定、和谐社会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该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重新审视“一带一路”战略给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提出的新要求，亟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制度建设是提升西北民族地区政府治理社会稳定能力的核心元素。为此，一是要健全和完善政权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维稳”资源，明晰各级政府在治理社会稳定中的责任和义务，防止具体工作中发生推诿、扯皮等现象。进一步优化政府治理社会稳定的工作路径，努力建构适合地方特色的“维稳”宣传机制；二是加强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社会稳定的法制建设，以《反恐法》的出台为新契机，逐步提高依法“治稳”的实践工作能力；三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和宗教人士的管理，严厉打击各种借宗教名义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活动，加大基层宗教人士的培养工作力度，使其逐步走向制度化和常态化；四是协调和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在治理社会稳定中的关系，加强治理社会稳定的顶层设计工作，着力解决地方政府在“治稳”工作中能力不足、权限不够的问题；五是建立威胁“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事件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协调建设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第二，西北民族地区各级干部队伍和群众是治理社会稳定的主体。着力提升干部队伍和群众治理社会稳定的能力，一是注重对西北民族地区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培养工作。从近几年新疆公布的多起党员干部信教、传教，有的在工作中玩忽职守、工作懈怠，甚至出现公开违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有的公然传播和散布不当言论，有的甚至与“三股势力”沆瀣一气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不在少数。因此，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养和政治识别力是治理社会稳定工作中的一项紧迫任务；二是充分发挥西北民族地区的政策优势，以“对口支援”为平台，加强西北民族地区与中心区域在治理社会稳定方面的有效合作，为适应“一带一路”战略对“维稳”人才的需求，可以通过“挂职锻炼”、“共同培养”等模式重点解决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社会稳定专业化人才不足的现实难题。三是调动各族群众治理社会稳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带一路”战略为各族群众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新机遇。通过教育、宣传等方法和手段有效提高群众治理社会稳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此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运行。 (二)积极营造有利于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外部环境 在国际层面，“一带一路”战略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提出了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以大国和周边国家外交为基本途径，减少外部环境的破坏和冲击，并从增信释疑和安全合作这两个基本维度建构有利于本地区的国际环境。 第一、减少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疑虑和担心。“一带一路”战略一经提出就被美国视为对其全球战略利益的挑战，因担心挤占和压缩美国的利益空间，始终对这一战略存有疑虑和担心，并利用我国西北民族地区和周边国家为突破口，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进行干扰和阻挠，由此增加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难度，加大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风险系数。为改变对“一带一路”战略不利的外部环境，我们应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首先，注重这一战略的话语权建设，利用文化交流、学术会议等平台阐明“一带一路”战略的真实意图和全球价值。利用国内媒体积极向全世界传播“一带一路”战略的时代背景、框架思路、价值目标、建设原则以及中国的开放姿态等，发挥媒介增信释疑的作用；二是“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大国、强国、小国、弱国等心态存在较大差异，如何消弭复杂心理带来的不和谐因素，还需利用双边和多边外交平台，例如，G20国际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博鳌亚洲论坛等阐释“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理念和原则，并通过战略对话，加强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内外国家间的有效沟通，减少甚至消除对这一战略的错误认识和判断，防止美国挑唆弱小国家抱团围堵中国，造成社会稳定局面的恶化。三是以“共商、共享、共建”为根本原则，增加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逐步扩大政治共识，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减少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猜忌。 第二、加强大国以及周边国家在“维稳”方面的合作共治力度。跨越国家与民族界限，提请域外国家对我国“维稳”工作进行观瞻、思考，为我们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提供独特视角。在这里，首先，深化同美国等大国在反恐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上合组织2001年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为基础，不断创新国际反恐合作新模式；其次，加强周边国家，特别是中亚和南亚国家在非传统领域的国际合作，加强个别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战略支点价值的毗邻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共治，如深化同巴基斯坦在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等方面的紧密合作，对于治理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9]。 (三)努力构建有利于西北民族地区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带一路”建设中，不仅要注重从外部消弭影响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更要加强内部自身的安全环境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说，构建西北民族地区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实现该地区持久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第一，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切实保障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公平公正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一带一路”建设中，作为核心支撑区的西北民族地区，其经济发展必然迎来新的高速增长期，同时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社会公平公正失范等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因此，切实保障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建构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是“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首先，推动分配制度改革，在公平公正基础上确保民众合理分享“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红利。在资源开发上，建立完善的利益和生态补偿机制；其次，切实保障低收入者以及社会边缘、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机制，防止因心理失衡导致社会安全风险系数增加。进一步保障农民工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基本权益，在户籍制度、子女上学等方面给予更多便利，增加他们的存在感和归属感；再次，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特别是给予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职业技能、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更多关注，提高其社会竞争能力，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进一步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使各族群众平等共享社会基本公共服务。 第二、强化西北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社会认同。“一带一路”建设中，社会认同是不同民族之间和谐共处的基本纽带。为此，首先，以民族团结示范区为中心，通过树立典型带动当地的民族团结工作[10]，使各族群众成为民族团结的忠实践行者和守护者；其次，逐步完善西北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加强西北民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与东、中部民众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减少民族之间因文化、习俗、观念等差异在交往中产生矛盾和误会，以民族融合的方式增进社会认同；再次，大力加强西北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抵制西方价值观的腐蚀，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强化各族民众对祖国、中华民族、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理论、执政党的高度认同。 总之，西北民族地区在承接“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既面对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要面对安全稳定方面的诸多挑战。如何应对，还需各方面工作者大胆实践和认真研究，只有直面应对这些挑战，才能发挥西北民族地区的战略支撑作用，也才能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助推边疆发展和国家复兴。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offers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the social stability administration of northwest ethnic regions in terms of promotion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reating good external environments, etc.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very strategy may also bring about new political game around northwest ethnic regions, strengthening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factors upon the social stability of these very regions, and produced new variables for social instabilit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overcome and handle current challenges, we shoul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strategic trust as the base, strive to condense and decrease the traditional external action space which influenced social stabilit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we should take the stability of these regions within the strategy of The Belt and Road so as to create good administration environment, open a brand new route with the justice and equali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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