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有浮云

五月沙枣花开。“沙枣花一开，姑娘就想嫁人了。”每到这时节，维吾尔族老人都这么说。

他们说沙枣花的气味催情。

当枣果儿落在地上与枣花一起在泥土中发酵，那腥甜而腐烂的味道弥散整个南疆大地，让我感觉自己之所以还留在这儿，就是被这股子邪气给困住了。

一

周六或者周日，吃过晚饭后，看严小宓穿衣打扮是我唯一专注的事情。

1984年的奎依巴格镇(注：奎依巴格，意为理想的花园)像南疆戈壁滩巨大无垠的叶片上的一小块疤痕，而这个年轻的女孩就住在这疤节的某一处平房，对镜佝腰，一遍遍在脸上涂抹着膏、霜、水、粉。美人鱼牌眼线笔、紫罗兰散粉等廉价的化妆品铺了一桌子。

这个时候，作为妹妹的我半卧在房间一角的旧沙发上，一会儿举着报纸大声念新闻标题，一会儿走来走去假装拿抹布擦桌子、擦板凳，可是眼睛时刻看着她在镜子前改头换面，看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小镇女孩在散发着煤烟味的黄昏，怎样绽放成一朵塑料花。

要知道，严小宓在她的少女时代就有一种成熟妇女的气息。真正的少女不是她那样的。每到沙枣花开的时节，我在令人头晕的气味中想到了她。可是就这一点，深深迷住了当年天真无知的我。面对她，我时常像是自我惩罚似的，经常搜索我身体上的每一处丑陋：皮肤像失血似的苍白且粗糙，肥大的蒜头鼻上撒满了黑芝麻般的黑头白头，脸颊两边的法令纹很深，油腻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看人的目光是怯怯的，总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

我还经常伸手插进衣服里，狠狠挤捏滚圆肚皮上的一圈肥肉——个头不到一米五的我，当年的体重居然有一百二十多斤了。在漫长的青春期，一个过于招摇轻浮的姐姐，无疑压制了我追求美丽的欲望。

此刻，客厅墙上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严小宓的脸，也映照出我的脸。

严小宓当然知道我喜欢盯着她看，尽管她瞥都没朝我瞥一眼，但空气中某种颤动，仿佛从她顶得高高的、丰茂张扬的头发的天线传递了过来——那是她一身俗气的华美装扮给四周空气通了电，对我一遍遍地说：“你来看我吧，来看我吧，羡慕我吧。”

最后，她踩着一双腥红色人造革高跟鞋，骑上自行车前往小镇舞厅。

去往小镇舞厅的路上还有一些像她这样的女孩。当她们脂红粉白地走出家门，个个都画着自认为最好最美的、让男人们看了走不动的妆。她们三五成群地走在路上，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鸟，给夜晚的小镇大街送来几分人间气息。

这一年暮春，奎依巴格镇第一家舞厅开业了。舞厅是由镇机关礼堂改造的。当舞厅的灯光越来越暗，越来越炫，对于边疆小镇的人来说，这种闪着五光十色的霓虹无疑是一种沉醉剂，一种时髦——三步、四步，快四慢四的舞曲换了一支又一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奏出了热带风情，女人的裙裾如热浪，一点点地朝着舞厅的中心移动。又换了一支快四的舞曲，一条条裙子怒放，全场女人的长头发短头发在快节奏的音乐旋律中刮起了黑色旋风，成了兽鬃。白天那紧绷的肉欲在这一刻彻底松弛了下来，每一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地舞动、旋转，像波涛一样要涌出封闭的堤岸。

在这些旋转着的女性当中，我的姐姐严小宓看起来是一个多么快活的人——是的，她跳舞的时候最快活，舞厅的男人们都接二连三地请她跳舞。她穿着俗艳的紫红色金丝绒长裙，露出白色钩花的三翻假领子，轻抚男舞伴的肩膀，眼神灼热，像似两汪热油。她人生所有的明媚，都在此刻尽情燃烧了。

舞会结束的尾声，转暗的灯光不断变换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舞厅响起了歇斯底里的迪斯科音乐。我看到所有人的面孔都在变形，随着音乐汗水淋漓地肆意扭动着年轻的臀部，舞伴们之间相互拉扯着，好像生怕对方不小心变成了别人，拥挤的空间充满了烟味和令人头晕的体臭味——那是雄性与雌性动物在一起的味道。

有一次，我大着胆子跟着严小宓进了镇舞厅。那天，我穿着宽大的豆绿色卡其布夹克衫，而女孩们则穿着当时流行的长长短短的裙子。除了穿着，我发现我跟别的姑娘不一样，她们快乐、放肆，浑身散发出小镇姑娘的浮浅的风情，三五成群团在一起，时而爆发出莫名的笑声。而我脸色蜡黄，神态举止显得拘谨，可以说是束手束脚。

整个晚上，我缩在舞厅靠墙壁的一个小角落，为自己的寒酸和过时感到难过，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属于我，我只是一个偶然的闯入者罢了。舞池里，男女之间相互搂抱，欲退还迎的神态，又让我的心变得火热和蠢蠢欲动，竟有些喜欢这里的气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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